清朝鲜为人知的五大趣闻

时间:2019-03-13 15:49:34 作者:admin 热度:

  晚清以来近百年历史,与我们既亲近又遥远。一个个重臣权宦的姓名如雷贯耳,一件件改革变法的历史事件赫赫有名。我们从口口相传中听闻他们鞠躬尽瘁,我们从书本上看到他们的历历功行。然而历史没有真相,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那鲜为人知的清朝五大趣闻吧。

  慈禧虽搞政变,却不是一个反对改良的人。即以坚定的帝党分子王照的话为证,他说:“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史事亦可为证,我们对照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慈禧主持)的项目,可知后者尺度之大,远为前者所不及。同一人也,反对装饰的小改,却赞成身心的大变,说不过去的。

  再看王照的评论:“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为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要说慈禧客观误国主观卖国,她的存在就是为了替叶赫部落复仇,颠覆大清,别说王照不信,余小子也不信。

  至于“绝无政见”,是说她对现代政治有隔膜,不接受宪政民主,反对新闻自由;而司法独立,在清代固为常态,唯所据之法亟须修订而已,故知此非慈禧要抵制的事物。那么,帝党若能有话好好说,若能不急于全面否定太后,而是拉拢她做改革的盟军,局面未必令人心碎。然而,激烈如康有为,激情如谭嗣同,激进如张荫桓,激凸如文廷式(共友人之妻,无愧于凸),团团围住光绪,有激之下,使他不得不接受“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而走上“另立中央”的道路,生生将改良演成政变。

  前此,慈禧已还政于光绪,自己常住颐和园,对于军国大事,她尝指示,只有经皇帝认可的重要奏折,才拿给她看。如此做派,不啻鲜明表态:我老了,汝好自为之。戊戌这年,光绪二十八岁,慈禧六十五岁;不说慈禧业已首肯变法,退一步说,即算她阻拦变法,难道光绪不能等她挂了再行其志吗?十年后,慈禧确实挂了,更退一步,她再活二十年又如何,不都等两千多年了吗?

  当然,光绪的感受,必非吾人设想的这么从容。其时,国步艰难,外则制于列强;人谋鼎沸,内则惑乎众议。康有为立保国之会,新闻纸有亡种之论,万端交集,一筹莫展,倘不刷新政治,改革制度,孰保其祚能再续十年?政变,或死;不变,必死。等死耳,不若以政变死,尚有荣光。这也是一解。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籍籍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1852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古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古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兵将去拯救桑梓?”

  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

  吕贤基一听,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吧。鸿章回家,“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淡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府后,倒头便睡。次日午后,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听此折的批谕。

  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

  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做出反应—急切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奏折写成请战书,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好满怀心事,跟着吕大人回乡去办团练。八个月后,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老父病重,脚底抹油,奔庐州;吕贤基独力支撑,被杀,谥“文节”。

  连英,字灵杰,平舒(今河北大城县)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宣统三年(1911年)。九岁,连英入宫。咸丰十年(185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避难至热河,次年,驾崩。两宫太后旋与恭王联手,对顾命八大臣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史称“辛酉政变”。

  据说,连英在太后与恭王之间传递情报,为政变成功做出了贡献,此后,他在宫中的升迁极为迅速,至三十九岁,获赏二品顶戴(享受副部级待遇),所谓“开国以来,未有若是之光荣者也”。不仅宫中,在宫外,连英也是声名显赫,尤应以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随醇亲王赴旅顺、烟台检阅北洋水师最为光辉夺目。不过,本应光辉夺目的出巡,表现出来的却是黯淡无光的低调。

  清代有“祖制”,不许宦官干政,而连英作为与军事毫无关系的内务府总管太监,却随海军总司令下部队视察工作,百官中自然有人联想到唐代宦官监军的故事,不由深为忧虑。

  但连英并未受到这场风波的影响,顺利完成了检阅任务,回京还受到嘉奖。贡献忠言的老臣却受到批评。此事既为创举,当然有“苦衷”,只是并非一新说的那份苦衷。

  醇王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也是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盟友,这种身份很敏感,一是怕被太后误会争夺对皇帝的控制,一则眼看两位盟友不是暴毙(慈安太后),就是斥退(恭王),而自己也极具“动辄得咎”的潜力,不免狐悲。及至出任总理大臣,命他去检阅海军,更是谨小慎微,生怕惹动慈禧的嫌猜。他“力请派李连英偕往”,以便由连英监视自己的言行,向太后报告,让领导放心。慈禧闻请,遂允了此事。可见慈禧本非派连英去监军,而是派去看着小叔子(醇王为慈禧亡夫即清文宗之弟)。

  连英深明此行的真意,在军中待了一月,表现十分低调。凡醇王出见将吏,他皆侍立于后(其实完全有资格看座的),替王爷拎着“长杆烟筒”与“皮烟荷包”,默无一语;若无会见,则随王爷猫在房里,不见一客。当时直隶、山东一干大吏,本想趁这机会亲近李总管,表示一点儿“意思”,哪知道连人都不常见到,更别说抒发“向慕之忱”了。

  甲午战争,清国惨败,御史安维峻奏称:“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连英实左右之。李连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连英岂复可容?”这份折子的中心思想,是要请皇帝砍了李鸿章的头,说到兴起,把李连英也扯进来。

  然而,安维峻并无连英干政的确凿证据,他这么写,是运用御史可以“风闻言事”的权力。折上,慈禧太后大怒,而其时已经归政于皇帝,乃命光绪皇帝也装作很怒的样子,严斥安维峻“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胆敢在帝后之间挑拨离间,“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戒”。

  连英作为太监,数次被御史点名批评,创了清史上一项纪录。若真做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大恶,他不冤。可是,谁能拿出哪怕一条确证来指控他?没有,一条也没有。约在光绪六年至八年间,有御史“胪列事实”,向太后举报连英。太后读了,对连英说,昨儿有人举报你,主要是经济与生活作风问题,你可自己辩护。第二日,连英呈递辩护状,逐条批驳。

  辩护状交上去,慈禧太后派人逐项核查,证明连英自辩并无虚言,这事就算了。不过,连英总挨骂,也不是没来因。清末实行“两党制”—所谓“帝党”与“后党”,帝党对外强硬,对内呼吁激进改革;后党对外持重,对内强调逐渐改良。用今天的话说,帝党多“愤青”,后党太“精英”。帝党不敢公然指责太后,只好拿他们心目中太后所倚重的人来开刀,耍一耍“清君侧”的把戏。

  于是,外朝李鸿章,内廷李连英,成了众矢之的,有事没事,大家就拿二李寻开心。连英本是一个低调的太监,生生被炒作为高调的“权奸”,悲催无限。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作“字是打门锤”。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俗、通、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哪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后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他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两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得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折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馆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部曹一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而终。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办法恶心他、腻味他。龚自珍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简称《新书》)。

  《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鬟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有课程,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人人写得一手符合标准的馆阁体。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吾家妇女写字,个个都是翰林,吾家就是翰林院。

  有些传说毫无根据,譬如,彭玉麟写个小纸条给国藩,云:“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国藩大惊失色,即将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

  有些传说则出诸曾氏后人,值得认真对待。譬如,国藩幼女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云湘乡工匠称颂国藩,歌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又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囯的忠王李秀成是“伪降”,即以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转述其母曾广珊的一句话为证:“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太平天囯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本传考证》)。”

  前者“乃湘乡土人鄙俚无知之词,非出曾氏兄弟意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不能作为国藩有称帝之念的证据;后者是曾氏家人代代相传的“口碑”,明说国藩“不敢”,言外之意,似谓国藩对做不做皇帝这个问题还是想过的,因此,罗尔纲说:“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但是,再仔细一想,由这句话得出国藩确有“野心”的结论,似嫌轻率。凭情而论,只能说,至今并无国藩本人想做皇帝的证据,只有他人劝进的事迹。

  或云王闿运亦尝劝进,流传甚广的故事大致如此:闿运进谒国藩,劝他自立,国藩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很多个“荒唐”,随后,国藩因事走开,闿运看见这些字,乃怅然告辞。这也是“小说家言”,但是,较诸前述彭玉麟劝进的故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此非向壁虚造之事,而是对可信史料的改编。

  杨钧是杨度的弟弟,也是闿运的学生,撰有《草堂之灵》,其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湘绮(闿运自号)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既为闿运亲述,此事当可信;闿运交游甚广,有可能对杨钧以外的人也讲过这个故事。于是,曾、王论事不谐,广为人知,而传闻渐失实,将闿运未曾明言的所论何事,改编成讨论称帝之事。

  然而,闿运虽未劝国藩称帝,却尝劝他做另一桩大事。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清文宗病卒,幼子嗣位,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与恭王、慈禧太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争暗斗。闿运以肃顺为知己,乃致书国藩,劝他率军入京,“申明祖制”,与恭王及肃顺联手,“亲贤并用,以辅幼主”,从而阻止慈禧的“垂帘听政”。对于这个大胆提议,一贯谨慎的国藩不以为然,故“得书不报”。

  此后,恭王、慈禧联手干掉肃顺,闿运骤失奥援,且有被列入“肃党”的危险,于是,“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卷一)。不过,国藩于肃顺之败并非无动于衷,且尝在私人谈话时对僧格林沁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表示不满,慨叹“天下无真是非”(吴汝纶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记)。

  由此可知,曾国藩“不敢”做皇帝,也无意干预清廷的权力之争,他是一个本分人。但旁人、后人不这么想,总想让他干点儿破格的事,即便羌无实指,也不妨碍他们津津有味地“意淫”。

  本书是近代史研究者谭伯牛关于晚清以降军政人物的另类之作。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故事为纬,在广博的史料基础上,从细节入手,以人性角度厘清了这段群星璀璨历史中的诸多误读,再次展现谭伯牛对历史的精通和对人性的了然,精细打磨一个与你印象中不一样的晚清军政界。

  这里的事,知者或鲜,值得一记;这里的人,百年后思之,仍使今人感佩万分。这里既有爱吐槽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絮絮叨叨的左宗棠,一身痞气的李鸿章;也有靠个人力挽狂澜的名将鲍超,有着高明的权术、却看不清时势走向的“海翁”钱阿穆……在谭伯牛笔下,晚清群雄跳出你我刻板的印象框架,或庄或谐,或悲或喜,尽显鲜活人性。

  谭伯牛:近代史学者,著有《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毕竟战功谁第一》。作者对历史的看法独到,叙述语言幽默风趣,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文字令人捧腹大笑,自在天涯社区更文,便有“千军万马来追(谭伯)牛”一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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